0次浏览 发布时间：2025-06-30 11:36:00
在复旦大学120周年校庆之际，我已95岁，年迈体衰，未能出席现场活动。据悉，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6本“复旦大学校长传记”，不久我收到《颜福庆传》（2025年版，钱益民、颜志渊著）。此书是该系列中唯一一部记述复旦大学医学领域的书。
1949年，我便进入当年上海医学院（后改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医科大学、现在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以下简称“上医”）读书，毕业后便留在附属中山医院工作，至今已70余年，自然对母校怀有深厚感情。颜福庆先生既是“上医”的创办人，也是中山医院的创始人。因此当我拿到这本传记时，立即手不释卷地翻阅，往事历历，浮想联翩。
记得我入学不久便得知，新中国成立后，颜福庆先生担任“上医”的副院长。当时我只是一名普通学生，无缘与颜老（恕我用这样的尊称）直接交往。1956年，毛泽东主席接见并宴请了颜福庆教授，此事更增添了我对颜老的崇敬之情。
1988年，我有幸担任上海医科大学校长，自然免不了要了解一下“上医”的历史。1990年我主编了第一本《上海医科大学年鉴》，对上海医科大学的历史有了初步了解，也知道了新中国成立前颜福庆是上海医学院的首任院长（1927—1940）。
2007年，为庆祝上海医科大学创建80周年，复旦大学和中华医学会联合主办了“颜福庆与中国现代医学研讨会”，我出席了这次在明道楼举行的研讨会并作了题为《国人自办，办出成效》的发言。
言归正传，我认为2025年版的《颜福庆传》，是一部对中国现代医学有重要价值的高质量传记。其一，之所以说《颜福庆传》对中国现代医学具有重要价值，是因为颜老不仅是上医和中山医院的创始人，还参与创建了中华医学会、湖南湘雅等众多医学机构。他早年曾担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后来上医又创建或支持了重庆医学院、新疆医学院等院校。可以说，颜老对我国现代医学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文作者汤钊猷先生，中国工程院院士
1936年英文《大陆报》写道：“这所（上医）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医学院，与欧美同类医学院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是整个亚洲最重要的医学中心之一，它将成为中国新的骄傲。”在中国现代医学发展史上，素有“北有协和，南有上医”之说，而颜福庆正是上医的创始人。
1956年全国评聘一级教授时，上医有16人当选（颜福庆、黄家驷、胡懋廉、钱惪、张昌绍、荣独山、徐丰彦、谷镜汧、林兆耆、杨国亮、吴绍青、陈翠贞、王淑贞、郭秉宽、苏德隆、沈克非），在全国高校中总数仅次于北京大学（27人），在医学院校中位居首位。这些教授大多是各医学学科的奠基人或开拓者之一。1994年我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医药卫生学部院士后不久曾做过统计：当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医药卫生领域的院士不足百人，其中近三分之一曾在上医工作或学习。上医为什么拥有这么多一级教授和院士？这得益于颜老对师资的极端审慎。书中延聘陈克恢主持药学系（第146页）、延聘精神卫生科专家韩芬（第175页）、延聘护士教育领袖人才（第177页）等章节，都生动地体现了颜老对优秀师资的极端审慎态度。1937年4月1日，颜老在国立上海医学院、上海中山医院新院舍落成典礼的致辞中，总结了上医十年内取得重要成就的经验，其中第二条就指出，“我们认定医事为关系人生的科学，医师操人命生杀之权，所以延聘教员及医师的时候，必先注意其人选，学识经验，皆经严格的审查，极端慎重，因此博得各界的信仰。”
颜老虽曾留学海外，与国外医学界联系密切，但他始终坚持洋为中用，走国人自办医学教育之路，秉持“正谊明道”之精神，一心扑在医学教育事业上，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而“为人群服务”更是颜老始终坚持的理念，这一理念写入了上医校歌，成为上医人的精神坐标。
我认为，《颜福庆传》对中国现代医学的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颜老的医学教育理念上。老子云“为之于未有”，颜老做到了——上医是最早实现“国人自办，而且办出成效”的医学院校。从书中可见，当年为筹措经费、延揽人才、获取校址，颜老可谓呕心沥血。
钱益民、颜志渊著《颜福庆传》（2025年版）
我特别注意到书中附录三（第381页）所载1935年《中华医学杂志》刊登的颜老英文文章《中国医学教育的过去与未来》。文中，颜老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提出：中国未来的医生必须掌握“治疗、预防和社会关系三者结合”的知识体系。他强调要“考虑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以及中国的特殊需要”，主张“建立符合自己国情的医学院”。他特别指出：“大城市需要医生，内地和农村更需要医生”。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拥有合格的并乐于医学教育的教师”——当年上医的教师都是专职的，医生不得同时私人开业。这些都与“正谊明道”“为人群服务”的精神高度契合，指引着医学教学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颜老对早年传教士创办的医学院校和医院在中国现代医学发展中的地位，也持有一分为二的客观评价。我特别注意到颜老在1924年中华医学会第五届大会上的演讲中明确指出：“西医必须大众化，必须中国化。大众化和中国化不应依靠外国医生，而应该由中国的医生自己来实现”（见书中第102页）。这一见解之深刻、之超前，令我深为叹服。我在晚年参加诸多学术会议时，曾多次引用这段讲话。
颜老本人就是全科医师出身，因而具有如此广阔的视野。他后来主要投身于公共卫生事业和医院、医学院管理，以医学教育家和公共卫生学家闻名，因此我们反而忘记了他全科医生的角色。恕我年迈，难以全面梳理颜老的医学学术思想，但上述几点理念，即使在今天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1927年7月至1938年2月期间任院长的颜福庆先生
其二，书的内容极其详尽地还原了颜老的生平事迹。2007年我曾看过《颜福庆传》（送审稿），当时就发现不少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而这一版新增了6万余字和22幅珍贵历史照片。全书规模达38万余字，412页之巨。书中丰富的图片资料展现了编者认真细致的收集工作，可谓图文并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主要参考文献”部分收录之全面：涉及11所档案室的档案资料，25篇他人回忆录，13篇口述史料，60余篇报刊资料，18种传记作品以及40余篇论著资料，这在医学类人物传记作品中实属罕见。
其三，2025年版《颜福庆传》体现了编辑团队的匠心独运。封面设计寓意深远且大气磅礴。全书编排严谨、条目清晰、印刷精良。可见编校工作之细致。特别使我惊讶的是，书中诸多早年黑白照片通过最新人工智能（AI）技术实现了彩色复原。此外，传记还附有详尽的“颜福庆年谱”。更令人惊喜的是，编制了长达11页的“人名索引”，全面涵盖了颜老一生丰富的国内外交往记录，这一做法在国内普通传记中极其少见。
一句话，这是一部有很高历史价值和学术水准的传记典范之作。这本书适合于有志于学医的青年人阅读，也适合于从事医学教育管理和医院管理的医务工作者阅读。